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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大师施蛰存:惹怒鲁迅被骂“洋场恶少”

来源:历史趣闻2017-10-10责编:admin人气: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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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进愚园路一条不起眼的老弄堂,推开一扇通向灶披间的门,循着一股飘荡的雪茄烟味, 踏上窄窄的木楼梯,站在一个朝南房间的门口,看到了一个老人侧坐于窗前的剪影:身着大袍,头发梳得很光,一根助听器电线从耳边掠过脸颊垂到胸前,面前是堆着烟灰缸、书籍以及一些笔砚古玩等各色杂物的书桌,背后是一架书橱。烟灰缸里有时还袅袅地冒着一股细烟,太阳从一边的落地窗投射进来,衬得这个剪影与细烟 愈加深刻。这位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为他的百岁诞辰举行了庆贺仪式。百年岁月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对于生命个 体却是奇迹。尤其当这个生命同时还承载了文化,那么,一个百岁的文化老人也是一个文化奇迹。这个剪影,好像是文化奇迹的诗化意象,虚实明暗,值得人细细咀嚼玩味。 百年有多长  周遭朋友许多人见过施蛰存,或为他的书当编辑,或为仰慕他而心甘情愿为他当义务文员,或仅仅为了见识这位当年被鲁迅骂过的“洋场恶少”是何等模样。事过境迁,一些北山楼当年的常客,随着北山楼主人的渐渐老去, 在北山楼的踪影也变得稀疏,只留下一个话题收藏在意识之中:施先生何以会活得这么长久?言下之意就是施蛰存活到百岁是个异数。这样的困惑,多半来自于对施蛰存与鲁迅当年那段争论的一知半解。普遍的看法是,一个敢于向鲁迅挑战的人一定内火旺盛,而被鲁迅骂过“洋场恶少”者,上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异化所遭受的压力有目共睹: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赶往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期间连 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这样的日子,无一与长寿相关。连90岁时的施蛰存自己都说过:“我也弄不懂,像我这样年轻时身体一直不好,得肺病,吐血,七老八十生癌动大手术,现在连出门都不能够的人,居然活到现在。” 但走近施蛰存,人们才会理解,一个原本并不健硕的人何以能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蕴的。 在世的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提到另一位世纪老人 ——巴金。是的,巴金也是20世纪新文化极少在世的标志性大家。但仔细考究这两位的文化活动,巴金从进入文坛初始一直到他上世纪90年代初病重为止,一直执著于文化创造的社会功利。而在参与20世纪中国文化完整性这一点上,施蛰存更名至实归。 上世纪10年代,还是中学生的施蛰存迷恋创作时兴的“鸳蝴小说”,写旧体诗;进入20年代,他追逐新文化,选择报考北大,未果,于是辗转于之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地,学外语、吸收西方文化,也钟情中 国文化,还接受过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教育,他加入过共青团。30年代,他主编《现代》杂志,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还亲 自尝试创作现代感极强的小说与诗歌,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小说归为中国的新感觉小说,而戴望舒等一些在《现代》发表诗歌的诗人,则由“现代诗”派,渐而成为中 国最早的“现代派”诗人。其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与鲁迅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 抗战以后,他开始教学生涯。主要精力转向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还开始了碑版拓片的收集和整理。 他的道路从创作鸳蝴小说到新感觉小说,从写旧体诗到现代派诗,从翻译外国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从参与文学论争到理论研究……他 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在现在看来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这是长寿的收获,然而,决定他文化活动的空间宽广度的,不仅仅是长寿。跟施蛰存共事50余年的钱谷融先生这样评价施蛰存,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钱谷融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他能以游戏般的审美兴致,自由出入于 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化潮流,而中允的审美姿态又使他始终不迷失自我。这样的审美态度一旦转化为生命态度,就能在意识形态环境适合的情况下选择入世,而不 适合时,就采取隐遁,躲到自我的兴趣与爱好中。抗战时的碑版收集,当“右派”以后的翻译与碑版整理,“文革”期间的古籍整理,大概可以看作他隐遁的收获。 百年是一个世纪的风云。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审视者,最忠实的记录者。因此,在他身上见证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拳击手”之道  长寿者自有长寿之道。说起施蛰存和鲁迅,绕不过他们的交恶。在论战发生前,施蛰存对鲁迅很是崇敬,他主编的《现代》曾发表鲁迅6篇杂文,包括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1933年10月,施蛰存与鲁迅发生了“庄子”与“文选”之辩。这场文墨官司,按照施蛰存的说法,是“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其实,这种文人间的笔战,在当时是极为稀松平常的,现在平心静气地看待这场争辩,更符合施蛰存当年用“拳击战”的比喻,即只是一场“拳手”间的较量。徐中玉先生评论道:“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

但这场笔墨官司后来被目为包含不同政见的争辩,恐怕不是交战双方都预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后给施蛰存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在这之后的70年时间里,施蛰存没有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鲁迅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过一次悼念活动,施蛰存前往参加,还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崇敬之心。1940年,叶圣陶、朱自清筹办《国文月刊》,向施蛰存殷勤索稿,施蛰存用心理分析方法,详细阐发了鲁迅小说《明天》等所呈现潜意识的描写,引起大哗,陈西滢等还写文予以商榷。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如果没在世的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作为20世纪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施蛰存名至实归。

有那种对鲁迅作品表示欣赏的意愿,施蛰存是不会拿鲁迅的作品来做题目的。1956年,上海各界从万国公墓将鲁迅灵柩迁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建鲁迅纪念馆,施蛰存去拜谒并作《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其中所云“秉毅持刚,公或不移于睚眦,知人论事,余岂敢徇于私曲”,较为真实地表达了施蛰存对那场争辩的态度。他在那间北山楼中曾说过: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他。这种嬉笑怒骂的自由“批评”之风,虽然有失“费厄泼赖”,但至少可以想见当事者的率真与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