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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来源:历史趣闻2017-11-12责编:admin人气: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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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结论,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18世纪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雍正。以特务政治取代传统儒家政治,将皇权专制推向巅峰

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中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一论断不仅成为20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现之时起,它就直接卷入历史实践,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

其实,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一种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甘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笔者亦曾有所涉及,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传过程,接受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的回顾外,讨论的重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断所包含的问题,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一是注重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9]。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作些分析,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MichelFoucault),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类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

一、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不拟详细引述。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σπтη;,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一般总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因而专制政体常常是用来认定,解释或者指责奴隶制度,对外征服,以及殖民或帝国统治。

具体说来,“从波希战争那时代开始,希腊人就把专制政体看成是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或是野蛮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如亚里斯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1279a)”,“在研究君主政体(王政)时,我们也谈到了两种僭主政体,……这两种是(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以及(二)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1295a)”。

上引希腊语到东罗马帝国时仍一直通行于当地,13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自此,“专制”说开始流行于西欧。此后从中世纪至18世纪的西欧理论家中关于“Despotism”的思想不断得到发展,不过,此间有些理论家用“专制政体”来谴责西欧的僭主统治(Tyranny),也有人继续将“专制政体”与亚洲国家联系起来,此时的靶子则是土耳其帝国,其中只有霍布斯(Hobbes)赋予该词正面的意义。

稍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

这里有必要对欧洲人的中国观做一扼要的回顾。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22]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居住了10年[23],他根据亲身经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他说: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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