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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的天国梦:收拾包袱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来源:历史趣闻2018-06-17责编:admin人气: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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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化身杨秀清死于非命,天国神话不攻自破,农民们唱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收拾包袱回家去,依旧做长工”的歌谣纷纷散去。

坍塌的天国梦:收拾包袱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十字路口的中国与天国

从鸦片战争后到太平天国,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和当时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无疑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的四端,分别连接着古、今、中、外,古老的中国能否在远东率先走向近代化,走向时代和未来,它又将蜕变成怎样一片新天地,彷徨在十字路口前的中国人如何思想,如何取舍,就成为决定中国、也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关键。

■ 投向“理想国”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间的中国,恰好走到了十字路口,那么可以说,仿佛刹那间崛起于南中国的太平天国,便是每一个走近路口的中国人眼前突兀亮起的一盏交通灯。

这盏造型崭新,颇有些西洋风韵的交通灯闪耀着太阳般灼目的光芒,以无庸置辩的权威性号召大家——跟着我走,只有这条路才能通向天堂,这盏灯是由一个自称太阳的中年人洪秀全点燃的,据说他得到了天父天兄的指示,而天父和天兄,在西洋人带来的《新旧约全书》里都有。

但洪秀全告诉人们,信奉天父天兄可不是“从番”,不是里通外国,而是“复古”,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信奉上帝的,天父天兄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天父天兄,所以那盏交通灯看似洋气,其实是地道的中华古物。他还告诉人们,之所以如今人们浑忘了上帝,以为信上帝就是汉奸,那是因为昏庸贪鄙的历代帝王垄断了本该属于大家的敬天权力,而无所不知的魔鬼又不断引诱世人走上邪路。

他告诉大家,之所以如今的日子过得如此苦楚,赋税沉重,贫富悬殊,官府庸暗,官僚贪鄙,正是因为中国被一群妖魔所控制,这些妖魔就是满清,而满清的皇帝就是“红脑袋四方头”的妖魔头,要过上好日子,惟有把妖魔赶出去,把天父天兄请回来,让中国成为“一体信奉上帝纲常”的“小天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死后“坐大天堂”。

他告诉大家,所有的汉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只是有的是大老婆生的,有的是小老婆生的;有的聪明些、能干些,有的资质就差些,但天下所有男女老幼的灵魂,都是上帝所生,所以他们都该孝顺“魂爷”,并在某个承受特殊使命的能干兄长带领下,斩邪留正,建设一片美好富足的新天地。

他还告诉大家,这个“能干兄长”就是他本人,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嫡亲儿子,耶稣的嫡亲弟弟,被派到人间当天王——不仅是中国的天王,也是天下万国的君主,为了怕他势单力薄,上帝还派了另外几个能干的弟兄姐妹辅佐他。因为是“天做事”,所以太平天国“打江山”必然胜利,只要相信他和他的——不,应该是“咱们的”——上帝,就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永远威风”,反之只怕是要变魔鬼、下地狱的。

这时的清朝打输了鸦片战争,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大量战后裁撤的散兵游勇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赔款、军费核销等又导致白银短缺,银价上涨,农民负担加重,从两广到三江两湖,民间的积怨可谓厝火积薪,危机四伏。而已渐入暮年的满清,却是个官僚体制日渐腐朽、军务逐渐废弛的老大帝国,早在太平天国起兵前,各地的反抗就已此起彼伏。

正是这一切,让满口“天话”的洪秀全,和他身边那些嘴里也说着天话,心中却谋划着“打江山”大事的兄弟们,和那些平素勤恳本分、畏惧官府和权威的贫苦农民,突然间有了共同语言,他们从广西边远山区起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偏僻的广西打到富庶的江南,占据了龙盘虎踞的明朝故都南京,控制了苏皖鄂赣大片土地,甚至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把清朝皇帝吓得要迁都。

这当然不是如洪秀全所言“天做事”,而是“人做事”:太平军的主体,是裹起红头巾,蓄起长头发,跟随“天父天兄”打江山的千万农民,想的是摆脱满清时代卑下的地位和朝不保夕的生活,获得爵禄、土地、财富和尊严,“永远威风光荣”;一些出身“富厚之家”“读书明理”的士子,或愤于清朝的颟顸腐朽,或受到“华夷之辨”的刺激,或干脆觉得这个“天国”几乎成事,抱着“买原始股”的心态毁家纾难,投身其中;除此之外,这个“天国”还意外获得另一些人的兴趣和支持——洋人,因为那些西洋基督徒看到中国人很陌生、自己却很熟悉的上帝、耶稣、“十天条”,误以为他们是自己的同路人,他们或因“基督精神感召中国”而欣喜若狂,或对满清和当时中国社会的保守、闭塞失望透顶,或仅仅认为旧中国让他们缺乏发大财的机会,换个信耶和华的新王朝,也许会让自己多获些红利。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是他们、而非洪秀全和他的“天父天兄”,成就了太平天国的奇迹,他们造就了这个“人间天国”,也满怀希望地憧憬这个“小天堂”能给他们最丰厚的回馈。

■ 坍塌的天国梦

然而他们的梦很快就开始破灭。

农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向往的土地、财富和尊严,除了极个别交上好运、当上大官,绝大多数人还得“照旧交粮纳税”。虽然那个要没收天下土地的“待百姓条例”终究没有施行,但层层加码的摊派、劳役,和清朝实在也没什么分别,“天兵天将”们动不动就明火执仗“打太平先锋”,也让人苦不堪言。难道,这就是向往中的“小天堂”“新世界”?

那些抱着各种目的投入“打江山”行列的士子们也失望了。抱着“反满兴汉”宗旨的,发现满固然要反,汉却也没怎么兴,恰相反,从唐宗宋祖,到经史子集,一概要抹煞、焚烧,科举考试只能考新出的几本“天书”,刚建立几年的“新天国”,要避讳的字居然比历朝历代之和还多,甚至不小心叫声“大哥”都要处死。本来清朝的法令就已经十分苛刻,可“天法”就更加操切随意,不但动辄砍头,弄不好还要剥皮、点天灯,让人不寒而栗;抱着当“开国元勋”攀龙附凤心态的,发现“天兵天将”的进取势头很快中辍,不但“残妖”未曾灭亡,自己的“天京”反倒给围得水泄不通,弄到要集体喝粥的地步。难道,这就是向往中的“小天堂”“新世界”?

这还不算。

在这座新天国里,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且官大辈分也大,年过六旬的老将曾天养和岳父黄玉琨都得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石达开面前自称“小弟”,前者呼之不疑,后者受之无愧,只不过因为石达开的官大;在这座新天国里,小兵私藏银钱超过六钱、铜钱超过十文就要治罪,哪怕做到丞相,夫妇都不能团圆,天王和几位“王爷”却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和众多年轻貌美的“娘娘”“王娘”住在豪华的殿阙里。

那些抱着“同教之谊”凑过来的洋人,也开始失望、抱怨、咆哮,甚至厉兵秣马,打算帮着清朝攻打过来。他们因不了解而迷恋,因了解而梦醒。他们发现,洪秀全的上帝并不是他们的上帝,这位天王自称耶稣的弟弟,以天下的主人自居,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们,让他们进贡、称臣,那个上帝教和他们的基督教,只不过有同样名字的神,用同样的圣经,但信仰是另一码事,他们居然不承认“三位一体”,认为洪秀全、杨秀清,以及洪秀全的宝贝儿子,都是上帝的嫡亲子孙,甚至认为上帝、耶稣都有老婆、孩子,而且不止一个……不管他们当初亲近太平天国、后来又疏远和敌视他,抱的是高尚还是猥琐念头,此刻却都开始相信,洪秀全在那场大肆渲染的“天梦”中所梦到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那个叫杨秀清、自称能天父附体的半神半人在捣鬼,他们祈求杨秀清赶紧死去,一切都拨乱反正。终于,杨秀清死了,但天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倒更糟了:起义之初被神化的一干“同胞兄弟”自相残杀,“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化身杨秀清死于非命,天国神话不攻自破,农民们唱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收拾包袱回家去,依旧做长工”的歌谣纷纷散去,散不去的也“人心冷淡”:既然“新朝”和“旧朝”不过一回事,那么还是寻份安稳来得好。

这些人中也有一些,或已经“官居极品”,当初固然是“浑浑噩噩而来”,如今却是“骑上虎背,不得不骑”,自身命运和“天国”命运再也分不开。

他们中有些人浑没意识到累卵之危,只沉醉于争官爵、争财富、争女人,浑不管那一国二千七百多个的王爵、随便一个百把人队伍里都能找出好几个的侯爵、丞相,已贬值到怎样的地步;有些人已感到芒刺在背,知道祸在顷刻,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以挽救这个国家,以及自己的未来,只是随波逐流,活一日算一日;还有些人,像陈玉成、李世贤,他们善战、也始终不渝在奋战,却同样找不到方向,最终在挣扎中被吞噬;在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头脑清醒、能力过人的佼佼者,如石达开、李秀成,知道必须改革,也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改革方案,但终究难以左右大局,扳正太平天国这辆车的航向——或者干脆说,他们也只知道“方向不对”,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

在他们当中,还有像洪仁玕这样的人,一方面,他们“于夷情最为谙熟”,可以连篇累牍地提出民主、法制、革新、新闻自由、通商自由、“与列国争雄”等一系列熠熠放光、符合新时代一切要素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却抱着陈腐之极的家天下观念,搞出比旧时代还要旧一些的家族迷信、裙带主义、避讳禁忌,将朝臣、大将们的权力分割、剪裁,或转交给洪家兄弟子侄,哪怕这些“自己人”年老昏聩、庸碌无能,或干脆还是个没断奶的幼儿。可以说,他们自身便仿佛一个小小的十字路标,半边指向新,半边指向旧,却不知该以哪个指向为正途。

即便到了这时,也仍然有人抱着远大的理想,试图在这个攸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见识、才能,改造这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如容闳,不但从异国他乡兴冲冲赶来,还特意在考察一番后,提出系统的变法改革意见;当然还有像王韬这样的奇才,抱着成就一番大业的理想,不顾风险,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地给李秀成上书。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即便像洪仁玕这种懂点洋文、和传教士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人,也不过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对于容闳饱含热情和智慧奉上的改革方略,太平天国的回报,却是一方木头刻成的官印;至于王韬,他的书信被漫不经心的太平军将领遗失在战场上,李秀成根本没收到,反倒让清廷兴师动众,连累王韬受了不少惊吓,这固然是个误会,但即便李秀成看到,又能如何?

至于洋人,哪怕最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如今也对“天国”冷却了热情——既然连洪秀全的老师、美国神甫罗孝全都说洪秀全是疯子,太平天国是邪恶的化身,对之彻底不抱希望。那些政客、军人、掮客、冒险家,则早已迫不及待地将赌注下到更有前途的盘口,或干脆跃跃欲试,打算自己来坐庄了。

洪秀全死了,他的“天国”只比他多活了几十天,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坚信一半舶来、一半附会,并掺杂着无数曲解和私心的“天父天兄”,会带来“多过于水”的“天兵天将”,挽救这个除了那些多半和自己一样姓洪、顶着各种钦定神圣头衔的皇亲国戚外,已无人留恋的“小天堂”。他的不少部下仍在绝望中继续战斗,有些零散人马直到他尸骨成灰后八年还在苦苦支撑,但这些人早已对“天国”不抱什么希望,更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之所以还在战斗,不过因为不战斗就会立即死亡罢了。

太平天国并未能为中国在十字路口找到前进的方向,事实上,整个19世纪后半叶,无数先进或不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努力地试图走出这个十字路口,他们用或中或西、或土或洋的方法、工具,绘制出一张张路线图,言之凿凿地标定了一个又一个据说通往“理想国”的路标。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但历史经常会重演,中国也好,中国人也罢,都将不断碰上新的十字路口。因此,抚今追昔,扫视一下一百多年前,面对“古今中外”这个大十字路口,当时一些典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徘徊、决断,是有着非常现实、非常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