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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闻人罗家伦

来源:历史趣闻2018-06-24责编:admin人气: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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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罗家伦

罗家伦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名人,在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代表之一,又起草了五四当天学生运动的唯一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五四运动三周之后,罗家伦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观念的文章。“五四”以后,在蔡元培的帮助下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和欧洲学习。与其他留学生不同,罗家伦的特点不是以专攻学位为能事,而是留心欧美的大学教育与教育文化,所以,他归国后历任好几所大学的校长,而且成绩斐然,那是理有必然的。

罗家伦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推荐下,他于1928年秋到任清华,此时的清华早已经有了新制的大学部,但是处在“改大”过程之中,还没有正名。罗家伦到任后正式宣布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在清华主事两年,至1930年辞去。他在清华的政绩本来相当突出,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但由于他在任内最后一段时间与当时的学生关系紧张,又由于其后任梅贻琦治校之功广被称道,他的成就便多少被淹没了。更由于他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在1949年以后,极少被人提起了。

最先试图公正地评价罗家伦的,是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和杨振声是罗家伦带去清华的主要帮手,所以冯友兰对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是最为了解的。冯友兰在80年代初出版的《三松堂自序》里明确提到他是1928年随罗家伦到清华接收并担任秘书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其中还有颇长的文字论及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如谈到开放女禁的问题,提高教员地位的问题、与清华董事会、基金会的斗争、辞退外籍教授、实施扩建计划等。冯友兰对罗家伦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和表现都是肯定的,尤其是罗家伦当时要求撤销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要求外交部不得干预清华事务,冯友兰把它概括为“清华反对半殖民地教育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就突出了罗家伦办学的民族精神。

罗家伦是民族意识极强的人,他在“五四”当天所写的宣言结尾大声疾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他的一腔爱国热血在此表露无遗。罗家伦到清华发表就职的演说,提出把“学术独立,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完成建设新中国”作为清华大学的使命,同样突出体现了他的民族意识。后来他在主掌中央大学等校时反复强调“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大使命”,“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都充分表现出他的一贯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意识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已任,呼吁振兴中华民族,始终以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鼓励并教育学生,这种精神对今天海峡两岸的青年来说,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罗家伦不仅一贯不遗余力地呼吁爱国救国,他的民族意识也体现在对于民族文化的表扬。他曾写有《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一文,把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的特点概括为六条:

一、尚人伦 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 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 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 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 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

五、主容忍 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灭佛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

六、爱大同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象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罗家伦上述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并不是得自他人,而是出于自己的感受和总结,其中集大成、主容忍、爱大同几条,尤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体认。他在此文的最后表示:“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还指出: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所以今日中国的急务,是要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罗家伦的这种民族文化观是很有见地的,放在今天,更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冯沪祥教授是台湾哲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是台湾政坛的知名人士,他秉承民族主义的人生观,一贯鲜明地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志业,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反对各种“去中国化”的举措,这在今天的台湾,是极为难得的。他的始终如一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而有的顽强的生命动力,他在政治上愈挫愈勇的斗争精神,我的确非常钦佩。据他说,他的人生观曾受到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很大影响,现在他作成《罗家伦论人生》一书,意在以积极刚健的人生观,以奋发进取的中华意识,以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促进两岸青年携手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盛世,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承他的热情,在我今年刚刚转任清华不久,邀我为这本介绍罗家伦人生观的书写几句话,这在我个人也觉得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冯友兰先生是我的老师,而冯先生正是随罗家伦而进入清华领导层,后又担任清华文学院长十八年,如今我既已在清华工作,理当为追随和表彰清华前贤效微薄之力,故略述感想如上,以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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