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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何能被称为国父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20责编:admin人气: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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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期间,我为了写作《陈其美民初命案》一书,订购了一批相关书籍,其中包括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不过我查勘所需要的时间点时,《民国纪事本末》多半无法给出答案,我只好重新翻检郭廷以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以《民国纪事本末》尚没有读完。

但是,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关于宋教仁之死的一段夹叙夹议:“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于沪宁车站。民国虽有共和立宪之名,真能解其大义者,通国屈指可尽。北国任公几道,民党则钝初云逝,次第无人。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金瓯既裂,补天乏才,非独夫不能止乱之形备矣。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天坛宪草、曹锟宪法皆不出此范围。民国国父,实唯钝初。一身系天下安危,锐意以调和南北新旧为己任,舍公其谁?‘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公之遗笔。国父身殉,民国孤雏,殆将委命于怒海狂蛟矣。”

在我看来,这段文字中至少存在三个可以商榷之处:

第一,查勘民初史料可知,1911年10月28日,与黄兴一起抵达武昌的宋教仁,一次都没有亲临战场。他留在武昌城内联合汤化龙、居正等人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虽然于11月9日以鄂军都督黎元洪明令颁布的方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却从来没有在首义之区的湖北省生效落实。参与制订“鄂州约法”的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不仅没有脚踏实地致力于该项约法的生效落实,反而争先恐后地离开武昌,前往上海、南京去争夺国家层面的权力地位。

关于此事,我在陈子明先生主编的《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第二部的导言中,曾经有过相对完整的叙述:1911年12月4日,汉口方面的各省代表得到南京被民军攻克的消息,当场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将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同样是在12月4日,留在上海“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的各省留沪代表,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以及社会名流章太炎等人,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所谓的共和联合大会,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并于当天通电全国。这是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采取恐怖暴力手段从光复会方面的李燮和手中抢夺沪军都督之后,联合同盟会内部的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人以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共同上演的另一场规格更高的夺权闹剧。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单边片面越权草拟并且越权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以断然否决法制局长宋教仁的立法权限为前提条件的。临时参议院匆忙制订并且通过“临时约法”期间,宋教仁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正在北京迎接已经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南下就职。刘仲敬所谓“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其实并不切合相关的历史事实。

顺便说一句,“非独夫不能止乱”,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真正成立过。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到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仅没有制止国内一轮又一轮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还直接导致了各国对于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

第二点,所谓“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意思是假如没有了宋公教仁,国家权力和民众命运将全部掌握在军人谋士的手中。这一段,不仅不符合宋教仁生前死后的历史事实,即使在字面逻辑上也是不能够贯通成立的。

可以查证的历史事实是: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所扮演的,恰恰是半新半旧的策士角色。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公然提出由宋教仁出任内阁宰辅以架空虚置孙中山的人事预案:“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到了1911年12月30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针对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给出了极其严厉的诅咒警告:“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份《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为陶成章和宋教仁的先后遇刺,埋下了伏笔。

第三点,“民国国父,实唯钝初。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判断也是有问题的。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依法保障的宋教仁,担当不起“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所谓“国父”角色。

按照个人多年来关于宋教仁的专题研究,宋教仁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内部;在全国范围内,他只是民初政坛上的一个第二流人物。仅就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南北和谈而言,无论是北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赵秉钧,还是南方的实力派人物黎元洪、程德全、张謇、伍廷芳、汤寿潜、谭延闿、蔡锷、李平书、赵凤昌、熊希龄,以及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在当年的政治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宋教仁。当然,一个文明正常的国家,其实并不需要国父、国母式的个人崇拜。

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眼里,比宋教仁更加适合担当内阁总理一职的政治人物,比比皆是。宋教仁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其实是把作为革命党派的同盟会初步转型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议会政党国民党。

宋教仁之死,只是给坚持革命的孙中山一派人撇开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二次革命”,提供了道义的借口。

宋教仁何能被称为国父

(图:民国第一届内阁阁员。后排左一为宋教仁。前排左起: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刘冠雄、代外交总长胡惟德、内阁总理唐绍仪。后排左起: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施肇基、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王崇惠、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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